「健康過渡」抑或「健康循環」？

在廿世紀五、六十年代，隨著傳染病逐步在發達國家受到控制，西方醫學界亦興起名為「健康過渡」（health transition）的理論。它和廣義的「現代化」理論不謀而合，認為傳染病和眾多落後地區問題一樣，只是發展初期的過渡性問題，只要經濟發展起來、生活質素改善，傳染病自然會受到控制，代之而起能威脅人類健康的，便只有癌症和心臟血管等慢性疾病。

人定勝天　物極必反
毫無疑問，「健康過渡」理論深深影響著人類對疾病的觀念、全球醫學研究的方向，以至公共衛生資源的分配。但在過去廿年，各地傳染病大有死灰復燃的趨勢，難免令人重新反省，人類社會的健康到底出了什麼問題？
五、六十年代的現代化觀念，顯然高估了人類控制自然環境的能力，低估了生態循環和基因突變的複雜性。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，生態破壞、抗生素的濫用、病毒變種等因素，均與新病毒散播有密切關係。這不禁令人要問，當人類肆意耗用和損害地球資源之際，大自然會作出怎麼的回應？
芝加哥大學的歷史學者麥尼爾（W. McNeill）是最早提出疑問的人之一。他從人類歷史長河的角度，重新審視人類與疾病的關係，在他看來，人類只是地球上眾多生物之一，彼此互相依存，互為影響，世世代代都是如此。

病毒追求生態平衡
早在《Plagues and Peoples》（1976）一書中，麥尼爾特別關注到經濟發展和病毒傳播的關係。例如當人類祖先大規模開發灌溉系統，亦是水中寄生蟲散播之時；當人類展開遠程貿易，亦將疫症帶到全球不同角落；都市化大大增加人口密度，亦助長呼吸疾病和性病的擴散。
麥尼爾指出，若從病毒求生的角度出發，它們也希望和人類「和平共存」，因為大規模滅殺人類，它們同樣失去可供依附的載體。因此，假如人類生活模式沒有出現突變，病毒也不會突然肆虐或沉寂，彼此往往能維持在某種「生態平衡」的狀態。若人類奢望能完全戰勝病毒，病毒才會反過來狠狠教訓人類一頓。

人類傾軋　病毒乘虛而入
另一名資深的傳染病學者杜布斯（R. Dubos）同樣採取生態學的觀點，但他就更著重人類社會的內部生態。他特別指出，大型疫症的出現，常常伴隨不同階級和民族間的傾軋而來。例如天花毀去上億美洲人的性命，便是隨著歐洲人的入侵和略奪而發生；十九世紀肺結核的擴散，主要和工業革命帶來的急速都市化、長工時、僱用童工和營養不良有關。至廿世紀發達國家工人權利改善，加上市政衛生大型改革，亦是人類健康出現長足進步之時。
杜布斯的觀點，難免令人聯想到沙士和禽流感的情況。當中國逐步成為全球工業大國之際，貧富懸殊、工人保障不足、生態破壞、市政工作落後等問題亦陸續浮現；內地工人和農民付出的血汗，帶來了廉價生產力和物質豐裕，正好成為香港、上海等沿海城市繁榮進步的犧牲品。
面對沙士和禽流感種種傳染病威脅，除了怨天尤人外，我們又會否反省一下，在這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，及建基於不平等和剝削的地域關係下，我們又能否奢望可以獨善其身？

R. Dubos and J. Dubos (1992) The White Plague: Tuberculosis, Man and Society, NJ: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.
W. McNeill (1976) Plagues and Peoples, NY: Doubleday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