記得在兩年多前沙士爆發之初，公眾將焦點一般放在醫護人員防疫設備是否足夠。但其後的經驗證明，即使防疫設備充足，但防疫指引沒有徹底落實，醫護人員還是難逃集體感染。各間醫院感染情況落差極大，顯示各醫院的管理質素及作風迥異，沒有受到嚴格監督，這顯然和醫管局下放權力至各醫院的管理架構，卻沒有相應的問責有關。除了個別醫院的問題，地區醫院聯網之間的關係，亦一度成為公眾關注焦點。醫管局在疫症爆發之初，一度將病人集中在瑪嘉烈醫院處理，但很快便不勝負荷，改由各聯網醫院共同分擔。來自醫管局的說法是，繼續集中處理病人，「可能引起被派醫院醫護人員的強烈抗議」，加上病人人數急增，集中處理根本無法負荷。醫管局的解釋，已間接承認最終選擇「非集中處理」，與其說是一個專業決定，倒不如說是一個政治決定。
及後在個別聯網之內，扮演龍頭角色的急症醫院如威爾斯和瑪麗，並沒有大量接收疫症病人，反而讓裝備不足的二線醫院，如大埔那打素赤膊上陣，結果不幸造成醫護人員集體感染。來自龍頭醫院的說法是，它們屬於多功能的全科醫院，假如不幸出事，牽連會更廣泛，而且他們亦已派遣專家教授到二線醫院幫忙，並沒有置身視外、助視不理。龍頭醫院的解釋有一定的道理，但客觀效果顯然卻是強差人意。
權力下放不等於欠缺統籌醫管局將權力下放，增加醫院和聯網的自主性，明顯是九十年代以來公營部門改革的結果，目的是增加管理的彈性及靈活性，改善資源運用的效益。但在沙士疫潮之中，「權力下放」彷彿已等同「各自為政」，無法有效和一致地回應危機局面，成為疫情失控的罪魁禍首。但事實上，權力下放絕不應等於欠缺統籌協調；同樣地，即使回復至中央集權的管理模式，亦不等於就有較佳的統籌協調，兩組概念其實南轅北轍，絕不應該有所混淆。香港醫療體系能否克服禽流感的挑戰，這很可能是箇中成敗的關鍵所在。
跨國企業如何管理？試設想，同樣是自九十年代以來，以美國為首的跨國大企業，同樣進行了大規模的「企業再造」（corporate reengineering），以提升在全球化和急劇轉變環境下的競爭力，減少層級、打破組織疆界、鼓勵創意彈性、強調成效成為主要潮流述語。大企業不但沒有因此土崩瓦解，反而在資訊科技的幫助下，透過知識和資訊管理，讓管理層能密切掌握企業的發展方向，並對企業危機作及時回應，企業組織規模得以進一步擴大。在資訊科技和管理模式的改進下，組織規模擴大、制度彈性增加，已不應對中央管理層的統籌協調構成障礙。公營部門雖不能全等同於私人企業，但私人企業面對的複雜外部環境，卻一點不比公營部門來得簡單。私人企業再造的經驗，應為公營部門帶來不少啟示。
